【诗词原文】
山石荦确行径微，黄昏到寺蝙蝠飞。
升堂坐阶新雨足，芭蕉叶大支子肥。
僧言古壁佛画好，以火来照所见稀。
铺床拂席置羹饭，疏粝亦足饱我饥。
夜深静卧百虫绝，清月出岭光入扉。
天明独去无道路，出入高下穷烟霏。
山红涧碧纷烂漫，时见松枥皆十围。
当流赤足蹋涧石，水声激激风吹衣。
人生如此自可乐，岂必局束为人鞿？
嗟哉吾党二三子，安得至老不更归。
【题解】
唐德宗贞元十七年（801）七月，韩愈偕友人游历洛阳以北的惠林寺。此时他已离开张建封幕府，迁居洛阳。这首诗追叙游览的历程，取开篇的“山石”二字为题，并非吟咏山石，实则是一首纪游性质的作品。作品依照游踪，叙写诗人的所见、所闻和所感，写法颇似一篇散文游记；而其笔下山林寺庙、自然风物，又处处洋溢着浓郁的诗情。本诗可以说是诗人“以文为诗”艺术探索的代表作。诗人赞美大自然，向往隐居山林沟壑的生活，流露出对官场生活的厌倦之情。
【句解】
山石荦确行径微，黄昏到寺蝙蝠飞
山石奇险高耸，嶙峋峥嵘，穿行石间的小路更是狭窄逼仄。诗人沿着这条险峻的山径，在黄昏时分来到佛寺。天色已晚，佛寺内的蝙蝠迎面乱飞。“荦确”，怪石嶙峋、奇险高峻的样子；“微”，窄小。沿途山路艰辛，黄昏时分好容易落脚，却又是座蝙蝠上下翻飞的荒山野寺。诗开篇即描绘出一种晦暗幽静的景象。
升堂坐阶新雨足，芭蕉叶大支子肥
诗人登上客堂，坐在台阶之上，看眼前的景物，一片生机勃勃的样子。想必是不久之前大雨滂沱，水量充足，芭蕉长得叶子硕大，栀子花儿也很肥实。“支子”，一作“枝子”，即栀子，常绿灌木，叶子对生，长椭圆形，有光泽；春夏开白花，香气浓烈，是人们喜爱的观赏植物；夏秋结果实，可做染料，也可入药。以上四句，一句一境，勾勒出诗人的行迹。
僧言古壁佛画好，以火来照所见稀
僧人很好客，向诗人一行介绍古壁上佛画的精美。他们还不辞辛劳，拿来灯火照明，以便让客人看个清楚。但壁画年月深久，已经有些模糊不清了。“稀”，依稀，不清楚。
铺床拂席置羹饭，疏粝亦足饱我饥
把床铺整理停当之后，僧人端上了饭菜。“拂席”，拂拭坐席，以示尊敬；“羹饭”，羹汤和饭食；“疏粝”，一作“粗粝”，粗糙的饭食。“饥”字表达出一路走来的辛苦疲惫。诗人饥肠辘辘，再怎么简单粗糙的饭食，这时都可以拿来充饥。诗人在此也表达了一种乐观自足的心境。
夜深静卧百虫绝，清月出岭光入扉
诗人接下来叙写了一幅静谧的夜景。新雨过后，空气自然清新怡人，夜色显得更加静谧安祥。月儿从山岭那边升上来，静静的辉光散落在屋舍当中。“百虫绝”，昆虫的叫声停止，暗示夜已经很深。从清幽的月光开始，诗歌的意境逐渐由晦暗转向明朗。
天明独去无道路，出入高下穷烟霏
清晨，诗人独自离开佛寺，在雾霭云烟之中几乎看不清道路，辨别不出方向。他登山入谷，时高时下，极目所见都是迷蒙一片。“烟霏”，烟雾云气；“穷”，尽。“无道路”、“穷烟霏”描写的是山中平明之景，虽已有明亮之意，但仍带晦暗。
山红涧碧纷烂漫，时见松枥皆十围
“山红”，指山花；“涧碧”，指溪水。山花烂漫，色泽艳丽照人；山涧溪水流过，清澈明媚。在这风景宜人的山水中，不时还可以见到苍朴粗大的古树。“枥”，即栎树，又称麻栎。“围”，两臂合抱的长度，“十围”形容树干极为粗大。诗人状写景物，以精微灵敏的笔触捕捉到不同的色调和光感，表现出鲜明、逼真、清新的诗境之美。
当流赤足蹋涧石，水声激激风吹衣
“当流”，在水流之中；“蹋”，即踏；“激激”，象声词，水急流之声。眼前的景致显然让诗人有忘我之乐。他光着脚丫子，涉足水流之中，还踏上溪水中的大石。水声激激，不绝于耳；山风时来，吹拂着衣服。如果说上面两句意在表现自然风物的“静”之美，那么这两句中突出的是人和大自然相亲相近的灵动之美。
人生如此自可乐，岂必局束为人
人生一世，偶遇一些景致，遭逢不期而至的事情，若有可观之处，有怡悦之情，那就能令人欢喜。诗人在大自然的风物之中，显然体验到了无比的畅快和自在。“局束”，窘迫拘束；“靰”，本指马嚼子，这里作动词用，是牵制、束缚之意。在生活中总是被人牵着鼻子走，失去个体精神的自然自适，滋味当然不好受。走近大自然，亲近山水，无疑可以让人忘却人世的不快和烦扰。
嗟哉吾党二三子，安得至老不更归
诗人在最后两句中寄托了深沉的人生感喟。“嗟哉”，叹词；“吾党”，我辈，我们这一伙人；“二三子”，指后生晚辈，也有人说指同游的侯喜、李景兴、尉迟汾等人。这一句大概取意于《论语》中的“吾党之小子”、“二三子以我为隐乎”等句。诗人对友人、晚辈的劝解可谓意味深长，其中亦有作者的自我解脱之意。志同道合的友辈，怎么能一生都在宦海之中沉浮挣扎，不把山水当作归宿呢？“不更归”，不再归、不复归之意。
【评解】
正如清代何焯所言，此诗“直书即目，无意求工，而文自至”。此诗丝毫没有模山范水的痕迹，不事雕琢而自见精彩。其精彩之处，主要体现在这首诗给人以“清俊”的意境之美。词句之中处处流露着诗人充满力度的劲笔，有横空而出之感。
金元好问《论诗绝句》中有一首称：“‘有情芍药含春泪，无力蔷薇卧晚枝’。拈出退之《山石》句，始知渠是女郎诗。”“有情芍药含春泪，无力蔷薇卧晚枝”是宋代秦观《春日》中的诗句，表现出阴柔之美，艺术形式上也偏于精致的雕琢工夫，所以元好问称之为“女郎诗”。而韩愈这首《山石》则被元好问视为“女郎诗”的对立面。相形之下，此诗确实显得更有内在的力度和生气，颇具雄浑刚健之美。当然，元好问的说法亦欠公允，因为两人描写的是不同的题材，秦观之作多韵致，而韩愈之作则给人以遒劲壮美之感。
清方东树认为，这首诗在结构上简直就是一篇“叙写简妙”的游记，有古文的手笔神韵蕴藏在其中。诗篇结构方法极为平实，大体依照游历的次序写来，不事雕琢安排，如行云流水，自然舒卷。正因为作者在诗中不追求跌宕之感，所以作品的层次极为清晰：从黄昏到寺庙，寺僧款待，夜深留宿，到天明离开，继续在山中游历。此诗虽有散文化的倾向，但诗人用最典型、最富质感的画面来表达所闻所见，音韵和谐圆美，给人以遒劲清新的审美感受，真可谓大家手笔。
【诗人名片】
韩愈简介
韩愈（768－824），字退之，河南河阳（今河南孟县）人。他自言郡望昌黎，故世称韩昌黎。晚年任吏部侍郎，又称韩吏部。谥号“文”，因此又称韩文公。
韩愈出生在一个庶族官僚世家。祖父曾任桂州长史，父亲韩仲卿则为一个小官僚，当过武昌县令，为政清廉。韩仲卿和大诗人李白、杜甫等人有往来，他去世后，李白撰写《武昌宰韩君去思碑》一文称赞他的为人和政绩。韩仲卿在武昌为官时，“未下车，人惧之，既下车，人悦之。惠如春风，三月大化，奸吏束手，豪宗侧见”，可见他是一位很有才干的官吏。韩愈的三个叔父都是小官僚，其中三叔韩云卿颇负文名，“文辞独行朝中”，是撰写碑版之文的名家。韩愈三岁而孤，父亲去世后由长兄韩会和嫂郑氏抚育成人。韩会“善清言，有文章，名最高”，主张文章著述要发挥教化的功能，阐扬儒家之道，反对魏晋以来“浮诞僻放”的骈文。这样一个以道德文章传世的家庭家族，对韩愈日后的生活道路、思想学术以及文学创作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。
大历十二年（777），韩会受朝中党争牵涉，被贬官至岭南韶州。两年后韩会病逝，当时韩愈年仅十三岁。孤儿寡嫂境遇凄惨，“万里故乡，幼孤在前。相顾不归，泣血号天”。韩愈一家人从岭南跋山涉水回到家乡，后来为躲避战乱，韩愈又随郑氏来到江南宣城，直至他十九岁到长安应试。虽出身于官宦之家，韩愈青年时期的生活还是比较艰难的。他说自己年及二十之时，“苦家贫，衣食不足，谋于所亲，然后知仕之不唯为人耳”。出于改变现状、报亲荣家的想法，韩愈走上科考仕进之路。
韩愈早熟且聪慧，七岁开始读书，十三岁而能文。贞元二年（786），十九岁的韩愈已经饱读诗书，胸怀壮志。他辞别家人，前往长安应试。自十九岁至二十四岁的六年间，韩愈共参加了三次进士科考，三次都败下阵来。长安米贵，居之不易。他在长安的生活陷入窘境，“无所取资，日求于人以度时月”，过着几乎乞讨一般的生活。韩愈在这期间做出惊人之举，力求把自己从困境中拯救出来。他当时尚属于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龄，在窘迫无奈之际，想起堂兄曾经和当朝大将军北平王马燧有些交情。于是，韩愈趁着马燧出行，在长安道上拦马拜见马燧，请求帮助。马燧被眼前这位举止文雅、谈吐不俗的“故人稚弟”打动，就将他带回府中。因顾念悯惜韩愈的寒饥，马燧赐予衣食，让他与子弟一起交游，共同读书。
韩愈才学虽高，但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中，若无人推荐，想在科场中胜出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。为争取功名，他也曾在长安城内外奔走干谒于达官贵人之间。可惜他年纪太轻，更没有显赫的家族声势，基本没有什么积极的回应。在此期间，韩愈结识了一些来京应举的青年才俊。他们一起读书论文，谈心说道，这种情谊成为他寂寞生活中的一种慰藉。后来他在《马说》一文中感慨“世有伯乐，然后有千里马。千里马常有，而伯乐不常有”，这未尝不是对青年时期艰难岁月的深沉省思。
韩愈以诗文求见当时文名赫赫的梁肃，从而迎来科考路上的重大转折。梁肃欣赏韩愈的才华学识，勉励他积极应试。在进入长安的第七年，也就是贞元八年（792），韩愈第四次参加进士考试。这次考试由陆贽任主考，梁肃等为佐。韩愈以真才实学博得众人的青睐，最终以第十三名登科及第。
考中进士无疑是一个良好开端，是韩愈生活道路上的一件大事。按唐时制度，中进士之后不能马上授予官职，还需要吏部的再次考试遴选。可是韩愈连考两次，均未中选。他多次上书当朝宰辅，希求仕进。在《三上宰相书》一文中，他希望谋得一官半职，以实现匡时救世的政治理想。但令人失望的是，这种请求没有任何回音。求官没有结果，他也不能再在京城等待下去了。贞元十一年（795），韩愈满怀惆怅离开长安，另寻出路，开始了地方佐吏的官场生涯。
贞元十三年（797），韩愈在汴州宣武节度使董晋幕府里得到一个职位，头衔为试秘书省校书郎，实职为观察推官。他当然不满意这一职务和差事，但为一家生计，也只好暂时隐忍其间。在汴州枯燥无聊的生活中，韩愈也别有收获。他和侄子韩老成，朋友李翱、张籍等人切磋诗文，谈论思想抱负，为平淡的生活增添了几分乐趣。
贞元十五年（799），董晋死去，韩愈辗转到徐州宁武军节度使张建封的幕府任职。这一时期，他的头衔是试太常寺协律郎，职务是节度推官。毫无起色的官场生活让韩愈感到苦闷。史书记载，韩愈这时期“发言真率，无所畏避，操行坚正，拙于世务”。张建封赏识韩愈的才学，待他不薄，所以虽然厌倦琐碎无聊的官场事务，韩愈还是没有选择离开。这一年冬天，韩愈受张建封委派，到京城向朝廷祝贺新年。在京期间，他郁郁无所得，又目睹王公贵族的漠然态度，心情黯然地回到彭城（徐州），并创作出名篇《归彭城》。他空有一腔忧国报国之情，却无处施展，只是过着一种“累累随行，役役逐队”的幕僚生活，内心无比苦闷。正如他在《从仕》诗中所说，“居闲食不足，从仕力难任”。韩愈始终觉得幕府生活不适合自己，常怀失落之感。后来他还是毅然离开张建封幕府，迁居洛阳。
贞元十七年（801），韩愈通过吏部诠选，任国子监四门博士之职，从此进入长安官场，开始了沉浮不定的官宦生涯。这时他已经有相当高的文名。在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后，他开始积极提倡古文写作，主张文章撰述要根植于儒家六艺，阐扬孔孟道统。这一时期，他的文论名篇《答李翱书》对当时的文坛产生很大的影响。贞元十九年，韩愈迁升为监察御史，官职虽然不算高，却拥有一定的实权，负责谏正皇帝，弹劾百官。韩愈和柳宗元、刘禹锡同任监察御史，交谊甚深。
韩愈不但善于撰写诗文，而且体恤民情，忠于职守，是个直言敢谏的诤臣。就在任监察御史的当年，他即因上书《论天旱人饥状》得罪权臣李实，极论宫市又遭到宦官忌恨，由此受到打击陷害，被贬为连州阳山县（今广东阳山）令。这次政治挫折让韩愈心情非常抑闷。太监催逼他立即上路，连探视卧病在床的小女儿也不允许。韩愈在赴广东的途中以及到阳山之后，写下《湘中》、《答张十一》等诗歌作品，倾吐内心伤感惆怅的情绪。任职阳山期间，韩愈勤政爱民，深得当地百姓的爱戴。据史书记载，他“有爱在民，民生子，以其姓字之”，可见其品性的高洁。韩愈在荒僻的环境中仍坚持读书为学，结交友朋，传道授业，在艰苦的生活中寻求乐趣。
贞元二十一年（805）春，唐德宗去世，太子李诵登基，是为唐顺宗。不久顺宗因病退位，太子李纯受禅继位，是为唐宪宗。宪宗登基伊始，罢免王叔文集团，并大赦天下。这年夏天，韩愈接到赦令，离开阳山赶到湖南郴州待命。他本希望重新回到长安，但因为当时地方官吏的阻挠，致使韩愈在郴州等待数月。后来，他被分派到湖北江陵担任法曹参军的职务。经过长时间的焦急等待，却是这样的结局，韩愈的失望愤懑之情可想而知。“同时辈流多上道，天路幽险难追攀”（《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》），他甚至想到了挂冠而去，归耕田园。
好在事情很快有了转机。元和元年（806），韩愈调回长安，被任命为国子监博士。元和二年，韩愈又前往东都洛阳。他在这里结交朋友，接纳门生弟子，如李渤、温造、卢仝、樊宗师、贾岛等。他们在一起谈文论艺，相互切磋，促使古文运动的发展达到一个高潮。柳宗元、刘禹锡虽贬官远徙，但他们之间时有书信往来，彼此配合，这也促进了当时诗文创作活动的发展和繁荣。这期间，韩愈又先后任都官员外郎、河南令等职。
元和六年（811），韩愈升职方员外郎，回长安。此后一段时间，他一直担任闲职，过着稍显轻松的生活。元和十一年迁升中书舍人，掌诏令起草。唐宪宗立志解决藩镇割据的痼弊，韩愈也主张对叛乱的军队用兵。第二年，他以行军司马的身份辅佐宰相裴度，参与平定淮西藩镇吴元济叛乱的战役，出了一些参谋策划之力。回京后，韩愈升为刑部侍郎。平定淮西之役获胜，唐宪宗十分得意，要刻石纪功。韩愈撰成《平淮西碑》，既有《尚书》的古朴，又有《诗经》的典雅，水平颇高。但现实利益的冲突，却让它不入一部分人的眼。由于碑文对裴度多有赞颂之辞，而没有突出一些其他参战将领的功勋，这在朝野引发很大的争议。宪宗命人把刻好的韩愈所撰碑文磨掉，令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新撰写。
韩愈自言“生平企仁义，所学皆孔周”，以孔子、周公为楷模，以儒家的思想学说为信仰。他一生排斥佛、道两教，这一心志在晚年更加坚笃。他写有《华山女》一诗，揭露和讽刺道教的虚妄、丑秽。元和十四年（819），唐宪宗从长安西的凤翔法门寺迎奉佛骨回长安，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一场佛教崇拜的狂热浪潮。韩愈不顾风险，上《论佛骨表》批评宪宗迎佛骨的举动。宪宗览奏大怒，要将韩愈处以极刑。幸得裴度、崔群等人求情相救，韩愈才被流放至岭南当潮州刺史，在政治上遭受严重挫折。韩愈此时已经是五十二岁的老翁，对岭南的偏僻、荒芜和瘴疠早有领教，他甚至不知道自己能否还活着回到长安。
在远离朝阙的时间内，韩愈关心民生疾苦，革除劣俗，整饬吏治，积极兴起当地的文化事业，捐俸助学，颇有政声。潮州当时鳄鱼很多，吞食畜禽，成为当地一害。韩愈撰《祭鳄鱼文》，把鳄鱼责骂一通，表示要赶走它们。这篇文章文采焕然，声情并茂，在当时流传很广。韩愈还向宪宗上书，缓和自己在佛骨问题上的立场，称颂当朝，并提到潮州的艰苦生活。这终于打动了宪宗皇帝，韩愈很快转任袁州（今江西宜春）刺史。不久宪宗去世，穆宗继位，韩愈在这一年的九月被召回京师，任国子祭酒。后又任兵部侍郎，掌管武官选授及军备、军械等事物。韩愈不辱使命，成功地为朝廷宣抚平息发生在镇州（今河北正定）的叛乱，因此而转任吏部侍郎。穆宗长庆三年（823），韩愈转任京兆尹，兼御史大夫，获得较高政治地位。
韩愈在任上以威严著称，在他任职期间，京师一地的治安状况非常好。即便发生旱灾，商人们也不敢任意提高米价。长庆四年（824）正月，穆宗死，敬宗继位。六月，韩愈因病迁到长安城南乡下休养。这一年秋冬时节，他病情加重，自知不久于人世，感叹“富贵自絷拘，贫贱亦煎焦。俯仰未得所，一世已解镳”，表明富贵时生活拘束，贫贱时困苦煎熬，荣辱都已尝遍，现在到了解脱的时候。十二月，韩愈在长安城家中溘然长逝，终年五十七岁。死后，朝廷追赠他为礼部尚书，谥“文”。他的门生搜集遗文，编成《昌黎先生集》。
韩愈一生有强烈的用世之心。他性格中有木讷刚直的一面，力辩是非，坚持自己的信念，昂然不肯少屈。步入官场后，他在一次次的政治旋涡中屡受打击，多次以直谏而得罪朝廷。但他又往往能够化险为夷，和历史上的其他直臣、谏臣相比，还算是幸运多了。苏轼称赞韩愈“匹夫而为百世师，一言而为天下法”、“文起八代之衰，而道济天下之溺；忠犯人主之怒，而勇夺三军之帅”，这一评价得到了后世的广泛认可。韩愈既是后世景仰的国之栋梁，力排众议的思想家，又是一代文坛宗师。在中国文化史、思想史和文学史上，他有着崇高的地位。
中唐时期，唐王朝的统治已渐渐显出颓势。军事上，藩镇割据的局面一直存在；思想上，自庙堂至民间普遍崇敬佛老之学，儒家学说日渐式微；文学上，六朝以来的骈俪文风笼罩文坛，文士往往追求文辞形式的华美，而忽略思想内容的醇正。韩愈作为正统的儒家之士，对这些社会文化现象深感忧虑。他早年即熟读儒家经典，立志以弘扬儒家圣道为己任，立志以一己之力去扶树儒家正道，“使其道由愈而粗传，虽灭死万万无恨”（《与孟尚书书》）。韩愈把儒家思想学说和当代社会现实结合起来，建立起自己的思想学说体系，并以人们所能接受的形式表达出来。他的撰述有所谓“五原”，即《原道》、《原性》、《原人》、《原毁》、《原鬼》等，系统地阐发他的思想理论。《原道》站在“道统”的高度论述了儒家之道，并从人道、人文、人伦和人生的角度重新诠释儒家之道。韩愈把儒家学说从章句训诂的风气中解放出来，赋以全新的理念和内涵。他虽然没有建立起新的儒学学派，但对后世的影响却是深远的。他的学说是宋代儒学全面复兴的先声。
韩愈又是中唐古文运动的倡导者，成功地领导了文体的复古和变革，被后人视为唐宋八大家之首。六朝以来流行的骈体文讲究排偶、辞藻、音律和典故，把文章写得像律诗一样精工。韩愈等人提倡“古文”，反对六朝以来的浮艳文风。力求恢复先秦两汉文章的传统。他推原儒家思想，为古文在唐代的复兴指明了方向，并在学理上进行疏通和阐释。韩愈自言“愈之志在古道，又甚好其言辞”（《答陈生书》），“愈之所志于古者，不惟其辞之好，好其道焉耳”（《答李秀才书》）。韩愈主张文道合一，把对古文的喜好和弘扬儒道的信念结合起来。韩门弟子中的李翱和皇甫湜等人，或学韩愈的平易通畅，或学韩愈的奇诡宏伟，都成为著名的古文家。在韩愈的影响带动下，一大批士子纷纷从事古文的撰述创作，形成一种广泛的社会现象。
但韩愈在文学创作中其实并没有完全拘泥于儒家学说。他曾作诗说“花前醉倒歌者谁，楚狂小子韩退之”（《芍药歌》），自比为楚狂人，这和拘束于礼法的醇儒形象相去甚远。在韩愈现存的诗文作品中，《原道》、《师说》、《进学解》等议论文虽然结构严谨，立论高远，却绝非韩愈集中最具文学性的作品。韩愈的记叙文重视文学形象的鲜明和完整，笔触所至往往使物态活灵活现。《毛颖传》等作品寓庄于谐，趣味横生，极富文学意味。
韩愈非常重视文学创作过程中的社会遭际和情感特征。他在写给好友孟郊的临别赠序中提出“不平则鸣”的思想主张：“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：草木之无声，风挠之鸣。水之无声，风荡之鸣。其跃也，或激之；其趋也，或梗之；其沸也，或炙之。金石之无声，或击之鸣。人之于言也亦然，有不得已者而后言。其歌也有思，其哭也有怀，凡出乎口而为声者，其皆有弗平者乎！”（《送孟东野序》）他认为，文学的创作主体应有一种内在的“气”和“力”，“气”、“力”充足了之后便会得心应手，左右逢源。此即所谓“气盛言宜”的主张。韩愈认为好的诗文应该是发于心而形于言的，他的作品大都饱含澎湃激荡的情感力量，具有内在的感染力。例如《哀十二郎文》，通过琐琐家常的诉说，融注了恳挚的骨肉之情和宦海沉浮的人生感喟，让人读来觉得字字句句都凄楚动人。
韩愈非常注重文学语言和文辞形式的艺术性。他一再表明“好辞”是为了更好地弘道，但事实上作为文学之士，他还是把精力更多地投向艺术的雕琢、锤炼等方面。韩愈主张务去陈言，要求语言新颖，词必己出，具有独创性；同时又不违背语言文辞的规律和文学风格的要求，做到妥帖和流畅。韩愈还大胆地引用当时的口语，打破骈文整齐的句式，引进长短不一的散句，这使得他的文章读来新奇生动，别开生面。后人评价韩愈的散文风格“如长江大河，浑浩流转，鱼鼋蛟龙，万怪惶惑”（苏洵《上欧阳内翰书》）。同时，韩愈在文章的谋篇布局上独具匠心，他的作品虽有跌宕之致，但在起承转合上往往宛若天成。
韩愈在诗歌创作方面亦能别出手眼，另创新局。中唐时期的诗坛，最流行的是大历十才子的诗作和以白居易、元稹为代表的元和体。他们或偏重形式，或者追求浅切近人的诗风，这和诗歌的盛唐气象相比，显得格局狭仄，气势卑弱。韩愈对前人和同时期诗人的创作持有包容和鼓励的态度。他赞扬李白、杜甫的诗歌创作，对不合主流的诗人如孟郊、贾岛等也大力奖掖。而他本人的诗歌创作则力求创新，采用诸多手法，形成“以文为诗”的艺术风格，在语言风格上有散文化的倾向。
韩愈把散文笔法引入诗歌创作中，这使得他的诗作呈现出一种新奇独特的风貌。具体而言，韩愈常用赋体的方法做诗，铺张罗列，浓彩涂抹，穷形尽相，力尽而后止。有时在造句上却又有意使用平直浅白的表达方式，如《除官赴阙至江州寄鄂岳李大夫》有“我齿落且尽，君须白几何？年皆过半百，来日苦无多”，读来如家常语。但另一方面，他用字又特别讲究生动凝练，甚至喜好运用一些生僻孤冷的字眼，这使得他的诗歌往往有跌宕蜿蜒的审美特点，前人称之为“奇崛”。他有时会打破诗歌整齐划一的句式，把长短不一的句子置于同一诗作中，加强了诗歌纵横捭阖的气势，开阔了作品的格局。韩愈的诗歌多有清晰的理路和脉络，开头结尾、转折回旋往往匠心独运，技巧圆熟，让人浑然不觉。韩愈在中唐诗坛异军突起，独树一帜，极大丰富了诗歌创作的经验，为中国古体诗歌的发展开拓出新的思路和形式。当然，他以文为诗，把议论、说理和论述的手法引入到诗歌中，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诗歌的形象性和艺术美感。
韩愈在诗文领域的创造性，多少也因为他具有一种天生的雄强豪放的资质。追求新鲜奇异、雄奇壮美之事、之景、之情，是韩愈性格中不可遏抑的内在冲动。他自言年少之时就“尚奇伟”，“搜奇日有富”。他的审美情趣不可能象韦应物那样淡泊平和，而时时呈现出一种怨愤郁躁、情激调变的特征。韩愈的胸襟气度超脱不凡，提倡“养气”说，主张作者提高自我修养，增添敢作敢为、睥睨万物的大丈夫气概。由此发而为诗，出而为文，自然气豪势猛，声宏调激，意象新奇，气脉宛如江河破堤，一泻千里，给人以酣畅淋漓的审美感受。这其实已突破儒家中庸的审美准则。
韩愈的诗风朝怪奇方向上发展，大致始于德宗贞元中后期，并在元和中期定型。韩诗的代表作大都极尽铺张之能事，带有狠、重、奇、险的特点，有雄大的气势和怪奇的意象。他的诗作有时甚至有意以“丑”为美，着力去表现那些可怕可憎的艺术形象。当然，韩愈的作品中也不乏自然清新、富于神韵、近似盛唐人的诗作，如《晚春》、《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》等。另外，韩愈诗歌作品中也不乏揭露现实矛盾、表现个人得失的佳作，如《归彭城》、《龊龊》等，这些作品大都写得平实顺畅。
纵观韩愈的一生，经历坎坷，思想深刻而复杂，文学创作数量丰富，取得了不可磨灭的成就。他的诗现存三百余首，这是他为后世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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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标题：山石-原文句解诗意赏析-韩愈诗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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